献给敦煌学百年的厚礼

自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至今，一门反映“世界学术新潮流”的国际显学——敦煌学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。七八十年前，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单枪匹马远赴欧洲抄录流失海外的敦煌写本，备尝艰辛；近十几年来，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条件的改善，在中国敦煌学界、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，一大批高质量的敦煌文献图录本陆续出版发行，举世瞩目。相比之下，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自不待言。然而，敦煌学仍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，过去的100年成绩卓著，未来的100年任重道远，这是学界共识；新世纪敦煌学的发展，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取决仍庋藏于世界各地、尚未为世所知的敦煌写本的整理与刊布，这也是学界共识。因此，浙江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浙藏敦煌文献》图录本，正是献给敦煌学百年的一份厚礼。

浙江学人在20世纪敦煌学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。罗振玉、王国维等浙江籍学者，是开创敦煌学的先驱；常书鸿、姜壳、赵万里、王仲、蒋礼鸿、史岩、夏鼐、潘兹、郭在贻等著名专家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；王伯敏、樊锦诗、施萍亭、项楚及一批中青年学者，已经成为当代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。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，使得浙江至今仍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。另一方面，浙江的敦煌文献收藏，则由于长期以来处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状况，没有进行过全面、系统的调查、著录和整理，因此未引起世人足够的关注，可以说，《浙藏敦煌文献》的出版，为20世纪敦煌文献的普查与整理工作做出了新贡献。

《浙藏敦煌文献》刊布了浙江省境内公家所藏东晋至宋初的敦煌写本201件。这些藏品有三个显著的特点：

第一、内容门类丰富，除佛教经卷外，可以确定的还有道经、经济文书、愿文、诗词、小说、书仪、画像等。藏品大部分为汉文写本，也有少量藏文、回鹘文写本。此外，还有零星裱装及包裹写卷的唐代实物，据研究者统计，藏经洞发现后不久即遭劫掠，大量非佛经文献精品流失海外，国内所藏遂称为“劫馀”。浙藏的非佛经写本虽然也是少数，但比例大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，而且有些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如浙博001号的初唐写本《黄仕强传》，与英、法、俄、日及北京所藏七个同名写卷相比，最为完整，而且抄写精良。又如浙博110号敦煌乡百姓曹海员诉状，不但呈文完整，而且有疑为曹议金的亲笔批示，实属难得。即便是佛、道经写卷，浙江所藏也颇具特色，有不少抄写完整、书法精美，有的则为它处所罕见（如《太子慕魄经》、《洞渊神咒经》），是进行比勘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。

第二、浙藏敦煌文献中大部分曾经被著名学者收藏，由于收藏者有较高的学识修养，所以一些藏品不仅是他们共同鉴赏的珍品，也成为学者间切磋史学、书学、金石学的研究对象，在观赏及裱装过程中留下了不少题跋，成为藏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也为它们增添了相当重要的价值。如浙图20号《佛说如来相好经》一卷，初由张孟劬馈赠马叙伦，后再移赠邵裴子，辗转流传中马、邵二人所写的数则题识既记录了流传的经过，也留存了他们为写卷所作的考证，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。又如浙图05号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曾由弘一法师经眼题观，留下了这位佛学大师的珍贵手迹与印章。至于张宗祥、黄宾虹裱装后捐赠的写卷，卷边片言支语的批注，也都弥足珍贵。也正是由于张、黄二人的眼光，他们还特别注意收藏了一批唐代佛经的引首纸、护手绢、束经带、缀接线及原装木轴，真让我们欣喜不已。